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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，从主要面向公、检、法、司机关，转变到面向全社会培养法律服务工作者，迈向大数量、复合型、应用型、多层次，既对内又对外的法律人才。
据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，孔子有一句名言是：吾尝终日不食，终夜不寝，以思，无益，不如学也。在《庄子注》全书中，郭象反复叙述了无心对圣治的决定作用。
听起来民之德似乎玄远而抽象，其实民之德就是民之衣食及其耕织，这是最基本的民生，也是民本的底线。这里的圣人，虽然是指孔子而不是指君主，但孔子毕竟享有素王之尊，虽无天子之位，却有天子之德。在不治与治之之间，治之是目标、是结果，不治是手段、是方式。这就是说，圣治的一个基本准则就是民心为本。这就是孔子作为圣人的自由。
五声不乱，孰应六律一语，郭象注称：凡此皆变朴为华，弃本崇末，于其天素有残废矣。这样的自我期许见于郭象关于《天下》篇（同时也是关于《庄子》全书）的最后一条注文：昔吾未览《庄子》，尝闻论者争夫尺棰连环之意，而皆云庄生之言，遂以庄生为辩者之流。且看《天地》篇中的技兼于事一语，郭象的注文是：夫本末之相兼，犹手臂之相包。
这里的独化概念，在郭象思想体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。这就是说，有必要从法理的角度，认真对待郭象的圣治命题与法理关切。不见见之自见，因欲为见以见之。四、郭象与魏晋法理学的终结 如果要对中国思想史进行分段考察，魏晋玄学通常都是作为相对独立的思想段落来处理，它前承两汉经学，后启隋唐佛学，作为一个重要的思想单元，它经历了八王之乱、五胡乱华、南北朝分裂，酿成社会秩序的大解体，旧礼教的总崩溃、思想和信仰的自由、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，使我们联想到十六世纪的‘文艺复兴。
故用其情以教之，则圣人之教因彼以教，彼安容诡哉。这就是说，圣治命题中的圣人，一方面具有规范的意义：圣人率先垂范，他为天下人的行为做出表率，只要天下人效仿圣人，就可以形成理想的文明秩序。
这就是说，君主无为的要旨在于给天下人提供最大的自由空间，无为而治既可以是处与默，也可以是出与语，只要无其心，一切付之自然，一切任其自然，那就把握了圣人无为而治的真谛。故如有所誉，必有所试，于斯民不违，佥曰举之，以合万夫之望者，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之也。取于尧而足，岂借之许由哉。这种关于民本的阐释，主要在于强调民对于邦的价值与意义。
天理自然，知故无为乎其间。百官不为万民之所务，则万民静而安其业矣。这里所说的虚心以应物就是无心以应物。圣治的第二个构成要素可以称为精神要素或心理要素，那就是，圣人要以无心的精神状态或心理状态来治理国家、治理天下。
按照密尔的逻辑，国家施用于个人的权力越少，个人的自由就越多。在当代的法治命题中，法律是实现国家治理的依据。
这句话的关键是群生自足与众务自适，把两者合起来，刚好就是今天所说的群众能够自足、自适。密尔、哈耶克所表达的自由主义尽管各有旨趣，但在他们的论述中，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关键性的最大公约数。
所谓大者至足也，故秋毫无以累乎天地矣。然后惑者有由而反，各知其极。范氏曰：‘为政以德，则不动而化，不言而信，无为而成。无所期待的圣人就是自由的圣人，完全无待的圣人就是彻底自由的圣人。御六气之辩者，即是游变化之涂也。程子曰：‘为政以德，然后无为。
对于这段话的当代意义，贺昌群已有揭示，他说：试以今义释之。对于中国早期的民本思想及其后来的流变，学界多有研究，这里不必详述。
鱼与江湖相因而成，政府与人民亦相因而成。这就是说，圣治的一个基本准则就是民心为本。
故世之所谓知者，岂欲知而知哉？所谓见者，岂为见而见哉？若夫知见可以欲为而得者，则欲贤可以得贤，为圣可以得圣乎？固不可矣。因而，清静者德之至也。
这是另一个主题，此处不再展开讨论。对于民生层面上的民本，郭象有具体的论述。言虽无会，而独应者也。事实上，郭象对圣治命题的阐述，就是关于这个原理的重述与申论。
其世界意义的由来，在于郭象的圣治命题具有明显的自由取向，可以在西方近现代以来的自由主义及其法理学中来理解。在《逍遥游》篇中，许由告诉尧：子治天下，天下既已治也。
至于法的体系是实现了的自由的王国，是从精神自身产生出来的、作为第二天性的那精神的世界。对于这个终极目标，不妨概括为自由个性。
郭象在此批评的惑者，在汤一介看来，其实就是庄子所代表的观点：虽然郭象说，庄周不是从大小的相对性上来取消大小的差别，而其实庄周的相对主义正是从这种大小之辩立论的。（三）作为法理构想的圣治 在郭象的法理构想中，圣治占据了枢纽性的地位，足以代表郭象的法理憧憬，主要原因就在于：任何政治共同体的由乱到治，都离不开圣君之治。
譬如，针对《人间世》篇中的臣之事君，义也，无适而非君也，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一语，郭象注称：千人聚不以一人为主，不乱则散。故主上不为冢宰之所任，则伊吕静而司尹矣。这里的或者所代表的观点，大体上符合庄子其人或《庄子》其书的立场，但也可能是郭象所知的流行于魏晋时期的一种观点。把郭象与中国古代思想家（譬如庄子）进行比较就不用说。
（二）民心为本 坚持以民生为本，注重保障民众的衣食，无疑具有基础地位。这些跨越了巨大时空的评论提示我们，在魏晋时代，如果要论思想贡献，那么，郭象（252-312）是可以与王弼（226-249）相互并称的两大重镇之一。
在本书中，我们将把此一状态称之为自由的状态。这段话包含了丰富的思想信息，其中的一个要点是百姓百品。
譬如，针对《应帝王》篇中的明王之治：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，化贷万物而民弗恃一语，郭象注称：天下若无明王，则莫能自得。此一状态与一人必须屈从于另一人的意志（他凭籍专断决定可以强制他人以某种具体方式作为或不作为）的状态适成对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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